“甘薯之父”陈振龙：七代传承引种推广甘薯的传奇故事

丰收是人们千百年来最大的期盼，象征着繁荣与生机。每当秋季来临，田野间金黄的稻谷、饱满的果实，都是农民辛勤耕耘的结果，承载着他们对未来的美好憧憬。在这丰收的背后，有着无数感人的故事和不屈的奋斗精神。其中，我国农业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高产作物——甘薯，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。

甘薯，亦称番薯、红薯等，因其丰富的营养成分而备受推崇。它富含蛋白质、淀粉、果胶、纤维素、氨基酸、维生素及多种矿物质，素有“长寿食品”的美誉。甘薯的引入和推广，不仅丰富了人们的饮食结构，也在历史的洪流中，改变了无数家庭的命运。

甘薯最初并不产于我国，而是由长乐的陈振龙在16世纪末从“外番”引进，因此称为“番薯”。400多年前，陈振龙从菲律宾引种番薯，并致力于其培育和推广，为我国农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，因而被誉为中国的“甘薯之父”。

陈振龙（约1543—1619）出生于福州长乐县，幼年聪慧，饱读诗书，年轻时考中秀才。然而，因乡试失利，他选择放弃科举，转而投身商海。商旅生涯让他见识了更广阔的世界，尤其是在吕宋岛，他发现当地广泛种植朱薯，且其用途多样，既可生吃也可熟食，种植也相对容易。陈振龙凭借敏锐的商业眼光，意识到朱薯的经济价值，心中暗自思量：如果能将这种作物引回家乡，必能改善家乡人民的生活。

明万历二十一年（1593年），50岁的陈振龙不顾当地西班牙殖民政府的禁令，决心将朱薯带回故乡。他将薯藤巧妙地藏匿于船中，经过七昼夜的艰辛航行，终于将珍贵的种子带回了福州。此时，正值大旱，田园绝收，民众生活困苦，饥饿蔓延。面对严峻的形势，陈振龙的儿子陈经纶向福建巡抚金学曾呈报了《献薯藤种法禀帖》，详细汇报了父亲的冒险经历，并建议试种朱薯以解粮荒。

金学曾对陈振龙的义举大为赞赏，立即命其寻找适合的土地进行试种。陈振龙父子依照当地土人的传授，在达道铺纱帽池舍旁的空地上试种朱薯。经过几个月的精心照料，7月份种下的朱薯在四个月后丰收，结果令人惊喜：小者如臂，大者如拳，味道鲜美，能够充饥。陈经纶再次上书，称番薯适合在各地种植，恳请金学曾推广此作物，以拯救百姓于饥荒之中。金学曾采纳了这一建议，通令各地如法栽种，结果大获丰收，福建的饥荒得以缓解。人们感念金学曾的功劳，便将朱薯改名为金薯，因其源自“番国”，又俗称为番薯。

陈振龙的后代子孙“克承世业”，一家七代不仅积极致力于番薯的引种与推广，还将种薯技术传授给亲戚朋友，使番薯的种植逐渐扩展到更多地方，功绩卓著，成为我国历史上唯一的农作物推广世家。陈振龙的曾孙陈以柱在浙江省鄞县试种番薯，并将种薯与种植技法传授给莆田人徐缓，携往江浙地区传播，使番薯从闽中推广到长江流域。

到了乾隆年间，陈振龙的五世孙陈世元与好友余瑞元、刘曦一起将番薯引种到山东，积极在北方各地推广。他不仅赠送薯种和传授种植技法，还自费张贴招贴，动员百姓种植番薯。此外，他还汇辑出版了我国第一部甘薯专著《金薯传习录》，该书保存了番薯从国外引种并推广到全国各地的历史资料，是宝贵的农业科学史文献。根据四川地方的方志记载，当地的番薯也是由陈世元的朋友引种、推广的。

《金薯传习录》的出版，不仅为后世提供了宝贵的种植知识，也为研究番薯的历史提供了重要的依据。从1593年番薯传入我国，到清朝乾隆五十一年（1786年）政府下令全国推广番薯，这近二百年是中国历史上人口增长的高峰期。粮食供给压力不断增大，自然灾害频繁，百姓常受饥荒之苦。番薯的种植有效地解决了日益严重的粮食短缺问题，也推动了我国封建社会末期土地的开发和利用，加速了这一时期社会人口的增长。

著名历史学家夏鼐在其文章《略谈番薯和薯蓣》中指出：“我国的人口在西汉末年便已接近六千万，到明代极盛时仍只有六千万有零，清初因战乱有所减少，但到乾隆六年（即1741年），便达一万万四千余万，道光十五年便增至四万万以上。”如此激增的人口，虽然与版图的扩大、田地的开辟及赋税的改变都有关系，但与明朝晚年输入原产于美洲的番薯，恐怕关系更为密切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红薯的种植与消费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广度。随着人口的激增，从四亿人的基数增长至八亿工农群众，红薯作为经济尚不发达时期的重要粮食，扮演了关键角色。待到1978年改革开放时，农科专家测算，“今日的中国是全世界最大的甘薯生产国，产量占全世界的百分之八十三”。而当时的中国人口，也将突破十亿大关。

尽管陈振龙及其子孙出身平凡，商贾为业，却一心情系民生，花费了七代人的心血，引种、推广种植番薯，终有所成，泽被苍生，功德无量。晚明史学家何乔远曾作《金薯颂》以赞美陈振龙引种之功。清代中期，百姓在福州、福清等地建报功祠，主祀金学曾，配享陈振龙、陈经纶、陈世元。

清道光十四年（1834年），福州人民为了纪念陈振龙和金学曾在推广种植番薯方面的伟大贡献，在乌山建起了“先薯亭”。1957年，福州市人民政府重修了“先薯亭”，以示对先贤的敬仰。今天，我们仍可以看到亭前悬挂的一幅黑漆烫金刻制的楹联，联曰：

“引薯乎遥迢德臻妈祖，
救民于饥馑功比神农。”

这幅楹联将陈振龙等引种红薯的功绩比作妈祖、神农，反映了人们对他们的高度评价与尊崇，显示出陈振龙等人引种红薯的伟大贡献，造福华夏，影响深远。

370年后，1962年冬，著名历史学家郭沫若先生到福州考察，特地去福建省图书馆查阅一本奇书——《金薯传习录》。这本书专门记录了红薯的栽种方法与培育过程。透过那些已经泛黄的纸页，红薯传种中国最明确、具体的记载跃入眼帘，郭沫若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与诗意，挥毫写下了《满江红——为红苕传入中国370年而作》：

“挟入藤篮试密航，
归来闽海勤耕植。
此功勋，当得比神农，
人谁识？”

这首词不仅表达了对陈振龙及其后代无私奉献精神的赞美，也深刻反映了番薯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地位。甘薯的引入与推广，不仅是一个农作物的传播，更是一个民族在艰难岁月中团结奋斗、共同抗击饥荒的生动写照。